截至上周末，堪称史上力度最大的工商注册制度改革实施满一周岁，这项始于去年2月底的改革措施被形象的称为“一元钱”可以办公司。
这项带有明显鼓励创业的低门槛注册制度改革在一年之后具有比其推出之时更重要的国家意义。在此之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连续多次公开表达对草根创业的支持，而简化行政审批，降低创业门槛无疑成为题中之义。
效果是明显的，在过去一年里，在素有"西部创业之都"之称的成都市，市场主体总数和注册资本总额分别首次突破“百万户”和“两万亿元”大关，成都市户籍人口中，每12.12个人中，就有一人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一户市场主体，截至2014年底，四川全省新登记“1元企业”为191户。
“一元公司”更多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代表了零资本的创业团队，尽管对其降低门槛符合了商业时代的市场秩序要求，但我们仍然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一元公司”或者说低门槛进门的公司到底可以活多久？
答案并不乐观。抛开企业自身的发展因素，单就政府层面的制度因素来讲，单一的注册改革制度红利就有可能会被仍然固化的行政体制消化。举例来说，一家科技型的企业，在注册的时候可以是零门槛，不再检查其资本情况，但其对口主管单位是科技系统而非工商系统，在目前的科技型企业管理指标中，仍然存在着注册资本核查等硬性要求，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革制度本身带来的效果。
另外的问题是，顺利完成注册的企业仍然要为后续的项目犯愁，在工商系统的调研中，受访企业对项目审批的抱怨尤为突出，但项目审批权限显然不在工商系统手中，这也反映了目前工商注册制度改革中“有权生孩子，没法养孩子”的尴尬。
如果说工商注册改革是大门，降低门槛放进了众多小微企业，那整个政府系统就是门后的各项门槛，门槛的高低取决于部门改革的动作和力度。这实际上是一种部门之间规章制度不统一等现象在市场中的表现，亦是被广为诟病的“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博弈问题，其解决仍然任重道远。
这也是工商总局将注册制度改革定义为“商事”改革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将注册制度改革由一项“工商局自己的事情”变为整个政府系统的改革任务，亦是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这也是工商制度改革具有浓厚的政府简政放权色彩的根本原因，这种改变要解决的是，至少在政府层面上“生了孩子如何养”的问题。
“先照后证”改革是这一改变的代表政策，目前仍在各地试点推行。按照国务院的文件，创业者只要到工商部门领取一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从事一般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要从事需要许可的生产经营活动，再向主管部门申请。在等待许可期间，创业者可以着手开展一些筹备工作。
这项制度的根本点有两个：对内，政府系统各部门明确责任，工商系统只负责按照规定颁发营业执照，核准成立公司，而该公司所处行业的对口监管部门要积极、主动上门履职，或监管，或服务，否则一旦出现问题，对口监管部门承担责任；对外，将以前“企业围着政府跑”改为“政府围着企业跑，围着市场跑”，直指“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部门弊病。
通俗来讲就是，如果创业者要开一家食品店，只需要到工商系统领取营业执照即可开展筹备工作，工商系统会将相关信息交流给食品监管部门，后者就必须立即主动上门就该公司是否能具有食品经营等一系列资格进行核查并决定是否发放食品经营的许可证，如果其不积极履职，新公司在筹备期间违规经营，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食品监管部门要被问责。
但这项制度在地方的实施仍然依靠主政领导的强力支持，在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试点阶段，在推动过程中仍然面临着部门利益的阻挠，这也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行政体制改革需要突破的顽疾。
这是工商注册制度改革一周年带给我们的思考，特别是在我们正迎来一场带有明显国家标志的草根创业潮之时，这种思考以及背后的问题解决显得尤为急迫。如果我们仅仅打开了低门槛的创业大门，而没有系统的政府服务机制，这些众多的“一元公司”只能成为工商注册门槛降低的象征性产物，其必定短命的宿命将是国家难以估量的损失。（李超）
（编辑：朱杉杉）